中国建筑界存在八大乱象：方案中标只在“一把手”一念之间;招投标搞暗箱操作，不透明、不公开;随意招标造成巨大浪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不少城市将重要招标中邀请国外设计师参加作为显示国际水准的标志;缺乏有效的制约权力干扰的评审机制;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现象频出;无规则可循助长投标成为投机;公众参与浮于表面。

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出自《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现状与发展》。这份厚重的报告脱胎于相关课题组历时3年的调查和研究。

课题组牵头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成员则来自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南京大学4所著名高校。

2011年，随着这一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课题启动，一场调研与反思的大幕逐渐拉开。

当时，“全国还在轰轰烈烈的‘大干快上’建设浪潮中”，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课题组副组长陈薇回忆：“包括江苏南京在内的许多城市，都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行动远多于思考。”

正因如此，课题组的数十名师生踏上了为中国建筑设计把脉、问诊、求药之路。

把“说了也白说”的问题说出来

在课题组，陈薇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组长程泰宁开展工作。

偏重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她认为，程泰宁院士多年前就发现了建筑行业的一系列问题，“目光敏锐、立意高远”。

而那时，发现问题不易，提出问题更难。

“建筑业的很多问题不好说，当时大家比较回避。不少人认为，说了也白说。而且市场这么乱，可能也说不清楚。所以大家一般只是在业内发发牢骚，不愿意公开讲。”程泰宁说。

众人缄默，程泰宁却不吐不快。

“公开地、系统地把建筑行业这些问题提出来，做一些梳理。”谈及发起课题的初衷，他轻描淡写。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韩冬青也是课题组成员。在他的印象中，早在十年前，建筑师云集的全国性会议里，就普遍存在抱怨声。

随着课题组调研的进行，分散的个案，得以归纳总结为普遍现象;建筑师个体的感受，也逐渐能从群体困境中找到答案。

“从结果来看，最终形成的报告，无论从专业领域，还是从中央高层，都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反响。研究成果对社会、行业确实能调动一些正能量，其实也还是不多见的。”韩冬青说。

至此，在程泰宁看来，调研最初的目的“基本达到”。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他还牵头完成了一份院士建议，上报中央。

严谨而开放的研究

2011年，这项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课题正式启动，迎面而来的挑战就是设计调查问卷。

“怎么设计问题?同样一个问题，你怎么问，才能获得真实确切的答案?要把问题设置得具体。在设计问卷上我们很下功夫，问卷设计稿就讨论了好几轮。”韩冬青说。

最终敲定的问卷分为两个版本。一是大众版本，针对非业内人士，通过网络和人际发放;另一个是针对建筑师和建筑专业背景的业内人士，主要通过各类业内会议、教育论坛等发放。

调查问卷总计3000余份，面广量大。同时进行的，是数量有限、但可深入探讨的个人访谈。

院士、多家设计院的院长、知名建筑师，共有40多位建筑界代表人物接受了专访，并给予课题组诸多意见。

2011年冬，程泰宁和陈薇在两院院士、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家中访谈良久。此外，程泰宁还通过多次院士会议，就课题进展与多位院士沟通。

陈薇认为，课题成果之所以能够获得方方面面的肯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挥了4所高校的专长。

“课题一共分为15个子课题。同济大学在上海，就多研究一些境外设计师事务所和跨文化的问题;清华大学研究各大设计院、梳理行业管理规范;南京大学擅长社会和人文调查;东南大学在建筑专业方面挖得更深。所以这个课题有着高强的研究实力。”她说。

2013年年底，东南大学牵头在南京召开“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界的主要代表、各大设计院的主要领导等近400人参会。

“当时，课题已经做完，最终报告还未发布。在会议上，大家都呈现出同样一种声音，那就说明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研究的建筑行业的诸多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韩冬青说。

论坛在建筑行业内引发了很大的反响。之后不久，项目结题，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撰写课题报告。

“我们的调研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开放式研究，开放到公众和媒体。我想把这些东西统统说出来，推到社会和决策层去。建筑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程泰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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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地一致

在调查问卷的大众版本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对当下中国建筑设计整个水平打多少分?

“大部分受访者的判断是‘一般’，这跟我们预计的结果是有差距的。”当初看到这个结果，韩冬青小小地吃惊了一下。

“我们本来认为，可能在专业领域里认为问题比较多，但因为主流媒体对标志性建筑报道多，社会民众会比较认可中国建筑设计的成就。但民众的看法和专业人士比较一致，说明问题还是比较大的。”韩冬青说。

陈薇介绍，最终形成报告中，很多定量图表，民众和专业人士的结论也都“基本吻合”。

比如，就项目决策权而言，大部分民众和专业人士都认为，现实是政府官员在主导;而在“应该由谁来主导”的问题上，最大比例的民众与专家认为，应当是专家决策。

“现状和‘应该怎样’之间，非常清楚;这不是一己之看法，很有说服力。”韩冬青说。

在最终的报告中，“谁在决策”和“该谁主导”的问题，也被作为一种乱象被提出。

调研过程中，陈薇还发现，建筑设计如何“接地气”也备受民众关注。

“现在，我们关注和抨击比较多的，还是标志性建筑。但实际上，从民众调查来看，在住宅、住区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怎样将民生建设落实得更好，也是我们需要长期关注的事情。”陈薇说。

对此，韩冬青进一步解释：“民众可能更关注的不是标志性建筑，因为这离自己生活比较远。老百姓更关注买的房子怎样、小区环境如何、社区功能是否健全等等。说到底，要为民众建造一个好的环境。脱开这个根本，谈问题就会偏。不少官员想的是政绩，而是否真正关注民生，就不得而知了。”

不避讳“点名批评”

从调研任务的分配来说，韩冬青主要负责“建筑师职业生态”这一子课题。

他发现，民众调查与专业调查的另一个一致，是大家都对中国建筑行业充斥着大量境外建筑师的现状都不满意。

“好的一面是更加开放，同行之间可以交流;但问题也很明显。”韩冬青说，“比如，有的招标条件里设定大部分都是境外团队，只给境内设计机构一两个名额，有的根本就不给;有的则要求境内团队参加招投标，一定要捆绑境外机构。这些都是不公正的待遇。”

在这样的导向下，国内建筑设计的招投标环节，生出许多荒唐的现象。

“一些境内机构为了参加招投标，不惜拉一个所谓的境外机构，甚至不惜金钱到海外注册事务所;更有甚者，找来外籍非专业人员冒充设计团队向领导们介绍方案，他说的西文和中方的翻译内容，完全是两样的。这是一种极端走形的现象。”韩冬青透露。

从调研结果来看，在专业领域，对于境外建筑师参与到中国建筑行业竞争中来，大家并不反对。但“关键是要公平待遇，不应该分别设立门槛，同时，也不应该先入为主地判断哪个水平更高”。韩冬青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在制度层面上解决的”。

这份为中国建筑设计把脉问诊的报告，将问题概括为5点：从城市建设乱象看价值观的混乱;城市建筑文化的同质化与泛西方化;权力决策代替法治与科学;严峻的建筑创作生态;混沌的建筑学科定位。

对于每个问题，报告中都有详细论述，且不避讳“点名批评”。

在谈到贪大求奢时，报告举例道：“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政府大楼被称为‘白宫’，铺张奢华，其广场堪比天安门广场。该楼以及周围配套工程造价据说达20亿元，夜景照明一天耗电据说达8万元。”

类似案例在报告中比比皆是。

不过，在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过程中，在韩冬青看来，国内建筑行业生态“总的趋势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但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不会很简单地随着一个研究报告的出炉和高层领导‘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的讲话，就能解决问题。”他说。

开出两个层次的“药方”

找到、分析“病灶”还远不足够，课题组希望能够为中国建筑设计开出一些有实效的“药方”。

在结题报告中，课题组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包括：推进体制改革，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改进建筑设计招投标与方案遴选模式;规范建筑设计程序管理，提高建筑师素质与设计的科学性;推动注册建筑师制度接轨国际等。

“方向知道了，但是具体怎么做呢?尤其是从政策层面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课题组成员王静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从调研和梳理问题，到最终形成丰富立体的结论，进而提出建议。于是，一个课题带动了另一个课题。

2013年年底，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受国家住建部委托，承接了“关于提升建筑设计水平的政策措施研究”的课题。2014年10月，结题稿提交住建部。

“从理论和制度建构上，很多问题都需要回答。已有的法规，怎样完善健全;还未出台的，怎样来制定。我们特别注重这些方面。”程泰宁说。

在政策措施研究课题结题稿中，从制度层面为中国建筑设计的项目决策制度、建筑市场准入制度等开出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药方”。

其中包括：项目决策制度需基于民主与科学、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制度需基于良性竞争、建筑设计招投标制度需基于正确导向、提升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监管职能、城市设计管控技术应基于建筑与城市相结合、当代中国建筑设计行业人才培养机制优化等部分。

但最终，决策部门可能会采纳多少，程泰宁坦言，“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至此，对中国建筑设计的问诊和开药也仍未结束。

“解决问题的过程还会很长。一方面，我们会接着协助住建部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在专业领域，我们还会就一些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的思考。希望长期的努力加上政策体制的改良，真正能够有效地提升我国建筑设计水平。”王静说。